最近接连听了很多课，绝望地发现：课改这么多年了，课堂的生态依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讲课的老师无不努力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无不努力表现出对学生的尊重和体贴，但在如何引发学生独立思考上，却与几年前抑或十几年前的课堂没有根本的变化，老师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对课文的理解为中心，设计出自认为重要的问题，然后绞尽脑汁牵着学生的鼻子往自己的问题圈里钻。

我们的课堂教学究竟应该从何处出发？是 从老师的问题、困惑出发还是从孩子的问题、困惑出发？老师的问题和困惑是否一定等同于学生的问题和困惑？

有老师告诉我：如果课堂教学一定要从孩子的问题出发的话，课堂教学就会完不成既定任务，因为孩子们提的问题常常不着边际，或者荒唐可笑，或者一地鸡毛，毫无价值……总之一句话，孩子们不会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所以还是以老师的问题为导向，这样教学效率高，可以完成教学任务。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的确如此，很多孩子不会提问题。

可是，我又要追问：孩子们为什么不会提问题呢？

一个孩子，带着敏锐的大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他应该有无穷无尽的问题提出来才对啊！你看没有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有多少问题要问啊！可是，从他们稍稍懂事那天起，从他们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校园那天起，他们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慢慢就被封杀了，在校园里，很少有人教给他们如何独立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如何在人云亦云中发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如何对一成不变的答案提出勇敢的质疑。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从来都是努力去理解老师的问题，理解老师的发现，去向老师的思维靠拢，这样长期训练的结果，就是奴性的野草疯长，创造力的幼芽萎靡。

最近读杨澜的新著《一问一世界》，首先对这个书名感到无比的喜欢！多好啊，世界就存在于在疑问中，疑问诞生世界，“世有疑惑，必须发问”！精彩极了。

书中讲了这样几个例子：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 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 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

杨澜不愧是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型主持人，简单的故事里孕育了深刻的道理，值得每一个关心民族未来的人深深反思。